摊丁入亩在历史上到底是善政还是恶政？
清代所有的抽象操作的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改革，归根结底的目的是为了搞钱。之前我在知乎上看到不少人都好奇，既然明朝收不上来钱打仗，那怎么清朝就能有钱去打南明、打大顺大西呢？其实一开始我也好奇，但后来去翻各种方志、奏疏之类的资料发现，清朝并没有解决缺钱这个核心问题的办法，而且较之于明末，清初面临的问题更多，战争、自然灾害、人口大量消失，哪一样都会导致财政萎缩，所以顺治年间解决财政赤字的手段简单而暴力，简单就是多收税，暴力就是不给钱就弄死。
顺治六年全国财政收入是1480万两，但同年仅军饷支出就一千三百多万两，顺治后期因为南明还在，三藩也在，皇帝又开始修陵寝，所以收支赤字一度飙到570万两——差不多就是魏忠贤秉权欠饷最严重的那一年的数字。
所以为了搞钱，顺治时期把起运存留这个滑动变阻器调到了能够调到的最高值，即便后来屡次进行调整，但乾隆年间起运率仍然保持在78%的高率，浙江的起运率高达92%，云南贵州都是80%的起运率，而这俩在明代几乎是100%存留——而这还是不断调整之后的数字，清初这个数字更恐怖。
但仅仅是起运调高也不够用，所以伴随起运增加的，是裁减冗余，也就是“精兵简政”，清朝把地方政府负责的社会职能（比如养济院、漏泽园、义仓之类）全部关停，地方基础建设维护全部取消，衙门人员仅保留最基础的官员，其余全部划归编外。然后又彻查各地明代藩王、勋臣地产进行变卖，充抵国库，这个其实是好事，明朝早就该这么干。但很明显清初这么干并没有收到太多效果，原因是清朝还有个弊病是圈占：
《八旗通志》记载，顺治初年旗军仅报上来的京畿一带的分地数量就多达14万顷，瞒报的有多少不知道，有的顺天府所辖州县的土地全部因为“无主”而被圈占为旗人私产，顺天府的八万顷土地被圈占了七万五，相当于给朝廷剩了五千亩。这是京畿附近的，各省的明代王府田产则是被地方上的清军大员低价买走，比如河南那边对王府田产处理售卖的时候“每亩估价止一钱或五六分不等”，一亩地六分银子，差不多是市场价的十分之一不到。
还是没钱，所以清朝只好加征。顺治元年刚入关的时候说的“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尽行除豁”的保证成为了放屁，辽饷并入正税开征之外，顺治六年又额外征收一份辽饷，顺治七年开创了一个新税种叫“牛角饷”——征“天下牛角饷每石一钱三分”，要知道辽饷不过是每亩九厘，顺治八年加征剿饷，顺治十七年全国加征练饷，不论土地肥瘠，不分冲繁疲难，每亩加征银一分，三个月内造册汇部，违限重处。
加派之外，又把火耗给调高了，较之于明末不成文的火耗银，清初似乎熔铸银两的技术突然大退步，以至于一两银子“有加耗至五钱者，白粮每百石，官耗至五十两”，一半的损耗。
我猜一定会有人在评论区问，既然大清盘剥比明朝还严重，那怎么死的是明朝而不是清朝呢？其实这事你可以去问问起义军，崇祯十七年他们表示“嗟尔明朝，气数已绝”，顺治三年就成了“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
人总得想办法活下去，既然衙门贪如狼猛如虎，那就找一个不怕衙门的，谁啊？老爷们。所以在清初，本该是一个对明末弊政进行系统性归零清盘的时期，清朝却出现了严重的投充现象，大量的百姓宁可把自己卖给八旗将帅豪绅官宦当农奴，也绝不当所谓的自由人，以至于从顺治元年开始，清朝关于禁止投充、打击投充、严禁非法投充的诏令一条接一条，但收效甚微，据学者统计，清初八旗王公大臣仅在畿辅地区就占有330余万亩的投充土地，清算多尔衮的时候，仅在顺天、永平、河间三府就收缴了多尔衮的投充土地150余万亩。
更严重的一个财政问题则的地方的亏空。
随着起运率的飙升，地方存留的银钱甚至不够政府开门办公的，但活还得干，相当于中央默认地方自筹资金，怎么筹？找谁筹？那就是找下边要，也就是前边说的畸高的火耗。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自从张居正一条鞭法之后，地方收缴的税收是银钱而不是实物，那么地方所需要的办公物品就得去买，而不是从从税收物品里拿来用，关键是这个钱上级还知道具体数额并在顺治三年通过了奏销制度，花钱得走报销手续，中央“霸占地方财政收入的逻辑上的障碍就被清除了”，随之而来的是中央政府、军队、皇室人员都开始抢占维持地方运营的这笔经费，“留给地方政府听其支配的合法的经费来源几近于无”，而这，就是清朝前期地方亏空不断扩大的原因。
没钱还得干活，偏偏工资在顺治事情还降了，那就只能额外创收。有人替曾国藩算了一笔账，他在道光二十一年的开支是458两1钱，但他这年的公开收入是126两6钱，虽然曾一再表示自己节俭、清廉，但你觉得这个亏空他是怎么补上的？
雍正的一系列改革，就是为了试图解决以上这一千八百多字的问题。
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养廉银、士绅一体纳粮，李正老师曾在哔站视频里花了好几期来高度赞扬雍正的这一系列改革。整体而言，火耗归公是为了解决地方办公经费问题，养廉银是为了解决官不聊生问题，摊丁入亩和士绅一体纳粮是为了解决投充和圈占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核心解决思路是一致的——从百姓这儿要钱。早在一千年前，司马光就说过一句无比正确的话，“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争民，其害乃胜于加赋”，任何试图通过政策性调整进行税基扩大的操作，都会通过层层转嫁而最终让普通群众买单。
摊丁入亩的核心在于地丁合一，但和早在春秋就“初税亩”的地银相比，丁银的历史并不悠久，它始于明代后期，有两大源头，一个是徭役，一个是户口食盐钞。徭役的历史非常悠久，明初也沿用了徭役的做法，用于政府的一些项目和地方的公共项目，所以明初“但有夏税秋粮及丝绵之征，无所云丁银也”，丁银是通过徭役的方式实现的，十六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
也正是因为这种徭役和人丁数量挂钩的原则，所以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历来缓慢，其实不是增长缓慢，而是隐匿较多，因为地银是固定的，丁银则是人越多承担的越多，所以人丁隐匿的情况从两汉一直延伸到明朝，可以说自古如此了。海瑞在淳安当知县的时候“查得洪武初人七万七千三百七口，嘉靖三十一年册止四万六千口”，但事实确实嘉靖时期淳安县人口较之于国初增加了好几倍，所以明朝中期开始，地方有意将徭役折银之后按人丁、田亩来征派，这也是清朝摊丁入亩的政策源头之一。
户口盐钞银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由于食盐专卖制度的存在，明初的时候是计口配盐的，你家几口人，来政府交几口人的钱，我发你几口人的盐，这是一一对应的，但问题是后来明朝把计口配盐取消了，政府不再负责支盐了，但这笔钱居然留了下来。
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个问题，那咱们举个例子。
众所周知，计划经济时代粮食供应是按粮票来的，你家几口人，发几口人的粮票。假如说，政府在当时规定了，你家几口人，你来缴纳几口人的钱，这个钱干嘛用的呢？是配发粮票的成本，也就是粮票钱，然后再根据你交的钱发几口人的粮票。这样一来，似乎和本来凭票领粮区别不大，但问题是，后来政府取消粮票了，不用再凭票领粮了，粮食自由流通了，去商店就能买到，但是，这个粮票钱却留下了，也就是虽然政府不再负责给你发放粮食，但这个钱你却一直在交。——这就是户口盐钞银。
相对于隐瞒不报极为严重的丁役，户口盐钞银似乎更能说明人口问题，这个数字更为准确。
后来一条鞭法推行全国，徭役也按银钱进行征收，这样和户口盐钞银就几乎一样了，再加上户口盐钞银数量非常少，所以地方为了简便，干脆把这俩放一块收，这样，在明末的时候，“丁银”现象出现，随着顺治四年清朝《赋役全书》的编修写入正税，“丁银”正式诞生。
明朝虽然徭役按人丁征收了，可还是清楚这个钱是两笔的，交了钱就不用服役，但问题是不知道清朝是有意还是不小心，他的神奇操作是钱你必须交，但役你还得继续服。这下一来大家就更不愿意报户口了，以至于康熙年间江西某个知县因为不信邪而普查了一下全县人口，发现人口较之顺治四年已经翻番了，但政府的账册上却只增加了三十六个人。
而且最重要的，丁银即便在明末已经实质出现了，却仍然是地税而不是国税，这笔钱是地方自己用的，不用上交中央。
但清朝来了，这事就得改了，顺治二年清政府就下来丁银随同田赋一起起运中央，顺治十八年清朝首次公布全国丁银数字，“直省徭里银3008900两9钱”，大概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7,。
当丁银编入正税，正税又80%乃至90%解送中央，丁银就变了味了，他就和田赋一样，成为了地方舞弄人情的工具——“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康熙多次试图定下来丁银数量，最终随着康熙五十一年的“永不加赋”而废除了新生人口的丁税，从此丁银成为固定值。
那么雍正的“摊丁入亩”，就是在康熙“永不加赋”固定丁税的基础上，简化征收流程，合二为一。这个操作是理论上是完全合理的和有利的，因为这样是田多人少的多交、田少人多的少交，有人无田的佃户不交。但这玩意如果只看理论那就不如不看，就好比征收房产税似乎是房子多的多交、房子少的少交、没房子的不交，但房东只需要稍微动一动手指头，他的房产税就转移到了租户头上，变成了房子多的少交、没房子的多交。摊丁入亩摊到地税的钱，转手没多久就变成了佃农缴纳。
雍正时期全国人口数量不好说，但个人不建议听曹树基的，因为按他的理论，雍正十二年到乾隆六年之间，人口年均增长率是26.7%……乾隆三十一年全国田亩741449550亩，人口208095796口。平均每人3.56亩，如果再考虑到那些几万亩、十几万亩的王公们，人均田亩的中位数不会超过3亩，那就意味着天底下起码有1/3的人是租地过活，如此一来摊丁入亩最大的意义就变得索然了。
而且最扯淡的是，丁银本来是地方财政，是维系地方政府运转和社会公共项目和公共支出的，清朝把这部分收归中央，地方没钱，只好再想办法巧立名目再收一份，到乾隆的时候就更牛逼了，又征了一份丁银，再加上摊丁入亩的时候各地为了避免因为摊入之后赋税减少导致皇帝不高兴，所以都是取的上限摊入，本身就要的多，结果到了乾隆的时候，本来要交一份的丁银变成了交三份，这种情况下，你再说他“善”，多少有点儿不合时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