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

按照地域，挨个来讲。

先说饥荒最严重，也是起义最先爆发的陕西。

有明一代共有五位藩王就藩陕西，随着朱家龙子龙孙的不断繁衍，人口急剧增多。仅秦王一府的人口，到嘉靖年间时，就已经超过了万人。

而雪上加霜的是，天启七年，万历帝之子瑞王朱常浩就藩汉中，皇帝大笔一挥，要求陕西拿出200万亩良田给瑞王。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是200万亩良田，而不是土地。

嗷嗷待哺的陕西，哪里拿得出那么多良田，最后经过多方协调，才由陕西、山西、河南、四川四省共同来承担这一沉重的负担，而由陕西承担的部分为112.5万亩。

那陕西的情况如何呢？

陕西在明朝本就属于贫困之地，不仅如此，陕西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边患严重。明朝设立九边重镇来防御北方的威胁，而陕西一地就有三边：延绥、甘肃、宁夏，故而陕西总督又被称为三边总督。

边军沉重的粮饷压得陕西喘不过气来。

到了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共拖欠延绥镇粮饷150余万两，所欠各路军饷长达27个月。

如果只是这样，那也就罢了。

明朝还要在这个时候加税。

万历四十六年（1618）开始，分三次加辽饷520万两；

崇祯四年(1631)，加征剿饷，总数280万两；

崇祯十二年（1639），加练饷730万两。

这三饷一加，大明万劫不复。

民众承受不了如此沉重的负担，就有人开始逃亡。但明朝有一个很变态的税收政策叫：赔粮，就是收税的总额是不变的，如果有人逃亡，他应当交的税，就由剩余所有农户承担。

这就导致了更多人的逃亡。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个时候，灾荒也不断。原因很简单，人口都逃亡了，饭都吃不上，谁去兴修水利、灭蝗虫呢？

饥荒和灾害首先来的是粮食价格的暴涨，粮价甚至是平时的20倍，最后有钱也买不到米了。

崇祯十三年十月，粟价腾涌，日贵一日，斗米三钱。至次年春，十倍其值，绝粜罢市。”
《陕西通志》

很多人因为没有饭吃而饿死，饿死的人太多，又引起了瘟疫，七八成的人都死去。人们不得不卖儿鬻女，甚至有人拿妻子换一顿饭。

崇祯十三、四年岁大疫，麦米每斗价二两四五钱，各乡镇无粮市人，民死十之七八。邑西关有人市年少妇人，价不及千钱。有饭一食易一妻，米一升易一婢者。
《渭南县志》

灾荒之下，就连狼都没有吃的，饿疯了的狼直接到城镇食人。

六年癸酉、七年甲戌、八年，乙亥俱大旱，赤地千里，斗粟一两二钱，民饥死者十之九，人相食，父母子女夫妻相食。狼食人，三五成群，昼游城市，往往于稠众中攫人而食之。
《靖边县志稿》

而悲剧还在不断发生，由于死去的人太多，很多尸首无人掩埋。

时人言：“狗见狗骨，必衔之于矿地埋之。盖物之恤其类也。然则，人有见人之骨而不为之瘗者，愧于狗矣。”

崇祯七年的时候，兴安州因为死人太多，郡守在城南门外挖坑掩埋，先挖一坑，很快就填满，又挖了一条大沟，很快又填满，就把这里叫万人坑。

七年，大饥，尸遍野，郡守金公之纯，掘壁于南门外，掩埋兑尸，一曰而满，再掘一堑亦满，名曰万人坑。其余散死者无算。八年、九年至十七 年，连岁大饥，群盗满山，杀人如列草。
《兴安州志》

而一些侥幸活下来的人，很多都加入了流寇，或者打家劫舍，他们为了抢粮食，无恶不作。崇祯八年，流寇围攻扶风县四十余日，九月二十日城破，流寇进行了屠城，官民焚掠一空， 流寇去后，全城空无一人。

当时，无论是起义军还是官军，没有谁在乎百姓的死活，贼寇以抢掠百姓为生，而官军甚至以百姓的首级冒领军功。

当是时，民不知兵， 闻寇至，且聚观之。寇纵掠杀，乃始骇散。其后岁多凶，隣益多盗，民始议碧居。寇之渠魁以杀相尚。九年丙子，屠菩提镇又屠李家庄。共计死者万数。官兵……至，寇遁去。军人乃取民之首以为功……当是时，兵寇相争，民乃大残。
《洛川志》

如此惨状之下，有多少人受灾，有多少人死亡呢？

嘉靖时期的《陕西通志》统计，山阳县的户数为4354，而到了康熙年间，《山阳县初志》载清初山阳县仅810余户，也就是说82%的人口消失了。

面对如此的惨状，当时的各地官员纷纷给崇祯帝上疏，请求赶紧拿钱出来赈，崇祯帝拿出了10万两白银，让吴甡去陕西救灾。

吴甡记录下的灾情有多严重呢？他到甘泉县之时，发现全县搜遍了也才找到600人，其余的要么饿死，要么逃亡了。

到了延安府，全府竟然只有知府一名官员，很多官员都饿死了，因为县令饿死了，所以而这名知府还兼任着下面几个县的县令。

一个县的县令饿死，这就是陕西的大饥荒。

在今天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有一块出土的“感时伤悲记碑”，碑文记载了明崇祯十三年至十四年间（1640-1641），关中地区天降饥荒、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悲惨情形，有人记载了当时的情况，刻碑以告后人，碑文如下：

盖自累朝以来，饥荒年岁止见牛米三钱。倍增七钱者，余等痛此，遭逢尚谓稀有之事。岂料崇祯八、九年来蝗、旱交加，浸至十三、四年，天降大饥。商洛等处稍康。四外男妇奔走就食者、携者、负者、死于道路者不计其数。万状疾楚，细陈不尽。余等菜囊、糠食，幸得生全。出此大劫，回思苦状， 可伤可畏，日夜难忘。以故纠众，同心立石谨志，后之者考古君子览焉。
颂曰：嘱付一块石，记载千古愁。来世有见者，难道不泪流。
计开当年时值以稻米、粟米每斗二两三钱；小麦一斗二两一钱；大麦一斗一两四钱；荞麦一斗九钱；寇豆一斗一两八钱；麦子一斗五钱；谷糠一斗一钱；柿果一斗一钱五分；核枣一升一钱；盐一升银九分；清油一斤一钱六分；猪肉一斤一 钱八分；红白萝蒲一斤一分；棉花一斤三钱二分；麻一斤一钱；梭布一尺五 分。

02

从南京往北，就到了开封。

李自成三打开封，最终导致开封城内损失超过80万人。

城中由于被围太久，士兵杀人为食，亲人之间相食。

有诱而杀之者，有群捉一人杀而分食者，擒获一辈，辄折胫掷城下，兵民兢取食之，至八月终九月初，父食子、妻食夫、兄食弟、姻亲相食，不可间矣。

到了最悲惨时候，城内已经是人间地狱：

到了九月一日，城中已经成为人间炼狱。书中写道：

城中白骨山积，断发满地，路绝行人，神号鬼哭，天日为昏。
间有一二人，枯形垢面如鬼魅，栖墙下，敲人骨吸髓，自曹门至北门兵饿死者，日三四百人，夜则城头寥寥，处处鬼叫，官府与诸郡王将校旦夕北面而哭。

最终李自成和明军分别凿开黄河大堤，开封城被淹，80万人殒命于此。

在西南，贵州无疑是一座重镇，在明末时期，城内有百姓40万人。

而在奢安之乱中，贵州被围，城中40万人到最后仅仅存活200人，存活率仅为万分之五。

解围时，合城中男妇小弱，才二百余人耳。

再说说山东半岛的济南。

1638年，清军攻打济南，城中济南城内老弱乡兵500人、莱州增援的700名兵士和平民百姓全力防守，坚守60多天，最终城破。

山东巡按御史郭景昌事后报告：

瘗济南城中积尸十三万余。

崇祯《历城县志》描述济南城中的惨状：

焚杀官兵绅弁数十万人,踞城十有四日乃去。家余焦壁，室有深坑，湖井充塞，衢巷枕藉。盖千百年来未有之惨也！

接着说说合肥，也就是庐州。

张献忠三次攻打庐州，前两次没有攻破，为发泄心中的不满，遂在庐州周边大肆杀戮

掳掠焚杀之惨，古今未有之恶也！城社丘墟，蒿莱没人；十室无烟，磷火昼见。路断行人，狐免之迹满道。

庐州最后终于被攻破，根据城中人余瑞紫记载，他母亲自尽而死，妻子跳塘未死，而池塘里由于人太多，将池塘都填满了，而弟媳被一刀砍在脖子上，喉咙没断，活到第二年才死。

各地如此，那北京的情况应该还不错吧！如果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

1642年的北京，刚刚经历了一场大瘟疫。这场瘟疫是从外地传入北京的。

左懋第督催漕运，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下来，上奏给崇祯。他说臣自静海抵临清，路途上见到百姓，凄惨无比，三成的人被饿死，还有三成的人因为瘟疫死了，剩下的四成全部成了盗贼。一石米涨到了二十四两的天价。

这里说的瘟疫，是鼠疫。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所谓的疙瘩，其实就是人感染了鼠疫之后，淋巴结变得肿大，遂有此名。

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齐死。

当时的大瘟疫，势态极其严重，北京城死亡人数众多，甚至到了无人收尸的境地。

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

北京每天死人上万，以至于城门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户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门口的最多，街头连玩耍的孩子都没有了。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100 万左右，也就是说，每五个北京人中，就因为瘟疫死掉一人。到了最后，不但是士兵、小贩、雇工大批倒毙，甚至在街上就连一个乞丐都找不到了。

03

说到这里，晚明的惨状也大致可见了！

那是不是所有人都在遭受饥荒呢？那也不是！

虽同在同一片天空下，但每个人的命运却各不相同，人类的悲欢也各有所异。

明末，天下大乱，但是并不是处处都如此，这里有一段关于南京城内的记录：

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诸友感姬为余不辞盗贼风波之险，间关相从，因置酒桃叶水阁。时在坐为眉楼顾夫人，寒秀斋李夫人，皆与姬为至戚，美其属余，咸来相庆。是日新演燕子笺，曲尽情艳。至霍华离合处，姬泣下，顾、李亦泣下。一时才子佳人，楼台烟水，新声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异游仙，枕上梦幻。

这是文人冒襄在中秋节与友人在南京相会的场景，好一片歌舞升平。可惜这是崇祯十五年（1642）的中秋，此时的李自成、张献忠百万大军在中原纵横驰骋，生灵涂炭，清军多次南下劫掠，大明朝亡国就在旦夕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