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人回到老家里感觉很放松？
这我就不得不说一下我爹那可怕的乡土意识了。
很多年前我爹年轻的时候，有个老人给我爹定性，说他照远不照近。言下之意，就是你这个人呐，人情味太重，不能跟熟悉的人一起，只能到陌生人堆里才会展现狼性，才能有发展和成功。
我爹果然听信了，或者是理解成了跑到足够远的地方才能挣到钱的意思，十八岁就裹着行囊跟他大伯出门干工程去了。那时候，农村里面把进城务工称之为“搞副业”。搞着搞着，副业就成了主业，我爹从小工干到大工，从大工又升级成技术员，再从工地带班到自己单干，在中华大地热火朝天的基建海洋里击水翻波，一直拼搏了四十多年。
从客观角度而言，我爹的事业算是颇有成就。他的个性风风火火，性格大大咧咧，讲话声如洪钟，气势也完全不输于厅级干部，时不时地一挥大手，说干就干，还要照死干。我时常从他口里听到一个字“抢！”这是工程行业的一把摧锋陷坚的宝剑，它能保证进度，让领导备有成就感，更让领导对自己的选择更有信心。而且，我爹浸淫工地多年，深刻体会到抢工不等于蛮干，而是擒纵自如，踏实苦干。于是，他的作风与承诺有了口碑，他的团队也渐渐壮大形成了规模，局面在拼搏与奋斗中一步一步地就打开了。
一个“抢”字，把我爹身上的狼性显得淋漓尽致。他的事业，他的队伍，他的成就，以及他搞出来的财富，好像都是从哪里抢出来的一样。但对于这么一个事业狂，我有时候是颇有微词的。因为他不光把“抢”字用在事业上，同样用在家庭里面。
从小到大，对于我或者家人的行动，老爹几乎都是在背后用火辣辣的眼睛，热滚滚的声音在鞭策。任何事情，他都会急吼吼地催促“快办！”“快走！”“赶紧的”“来不及了”。他就像是一个心急如焚的将军，用鞭子抽打着每一个惧怕战场的士兵，催促他们整点行装，瞪大眼睛，抓好武器，马上就要作生与死的冲锋。
当碰到看不惯的人或者争论事情的时候，老爹往往会怒目圆睁，气门和声调直接蹦上天花板，那气势震天的霸气，一般人见了真的端不住。但是，他又不是简单地盛气凌人，而是据理力争。从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他，见识卓越，思维清晰，与别人争论起来，既有理有据，又进退有度。再加上强硬的个性与震耳欲聋的大嗓门，往往都是能取得不菲的战果。
但他这种特色，往往会吓坏小孩子。几乎所有的婴儿，一沾到我爹的手，都会跟触电一样嚎啕大哭。也不知道是因为他年轻时的劳作导致的生硬老茧磨着不舒服，还是面门中漏出来的霸气吓坏了小孩的第六感，亦或是他真的如同别人所说，暗暗掐了一把小孩屁股。总之，我所知道的所有小孩，见到我爹，没有一个会去亲近的。
我爹一点都不计较子孙们对他的避而远之，反而明里暗里地透露着多子多福的潜台词。对于他来说，自己的奋斗，几乎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某种比世俗话语更高端的理想。很多时候，我能感受到老爹对于“唯心主义”的迷之向往。他期待的，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圆满，而投射出来的，是对整个家庭，家族，甚至是乡亲乡土的无限眷顾。
你说是迷信也好，信念也罢。他的脑袋里面，天然就装着上天赐予的任务。而且，他对于所做事情的因果思考，无疑都是在向某种神秘的力量进行的答复。我有时会迷惑，我爹也是受过高中教育的人，怎么做到一边相信科学，一边盘算着天道。虽然我爹的信仰我弄不明白，但他在世俗上的争取却是显而易见的。
身为长子的我爹，践行了蛮荒时代就流传下来的古训——长哥如父。我爷爷是个比较谨小慎微的人，一辈子都在鸡飞狗跳的家庭里面找存在感。我奶奶是霸道无情的老板娘，始终及我所能地在满地鸡毛的家庭里面树立权威。而我爹竟然能在如此荒诞的家庭中逆境而生，成年以后一把端起了大家庭的锅，努力地向其中倾倒着心血和营养，并且无怨无悔，孜孜不倦。
十八岁出门的我爹，二十岁出头就开始承担整个大家庭的经济重担。家里的老房子拆了盖，盖了又拆，弟弟妹妹的学费，生活费，成家时的置办，爷爷奶奶治病钱养老钱等等等等，都是我爹一手托起。从某种层面上来说，这个大家庭里真正的家长，在我爹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易主了。
现如今，我爷爷这一门几大家二十几个口人，过年还能其乐融融地坐一桌子，这在老家农村，是不多见的景象。为了能让整个家族一起吃上团圆饭，我爹在新盖的房子里面设计了一个跨度十米的大厅，里面摆着直径四米多的大圆桌，家人们齐聚一堂的时候，就跟一个豪华农家乐的包厢一样。
他像一个大家长，喜欢看着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共享整个家族的欢乐时光。他把爷爷奶奶敬在主座上，端起酒杯，看着围坐一圈的家人，笑谈这一年的雨雪风霜。除夕的晚宴，我通常也只当做一餐饭来吃，可是我爹不这么看，始终当成一个仪式来对待，我猜想这可能就是他力图追求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新房子的院子很大，里面可以停不少车。院子地面上用水泥砖整整齐齐地拼接而成，甚至还煞有其事地用不同颜色的砖块框出一个一个车位。想必我爹在谋划实施这些细节的时候，大人们大包小包拎回家，孩子们在院里嬉戏打闹，追逐玩耍的场景，就生动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这也夯实了他的一部分精神空间。
每每回到老家，我爹总是要摸出一把铁锹，把院子砖缝中的草铲个干净，再抄起扫帚，把院子从里到外清扫一遍，然后接起水枪，把地砖上的浮土冲洗一新。他在干这些的时候，似乎十分享受，跟他在城市里那个百十平米的住宅里表现出酱油瓶子倒了都不想扶的慵懒，几乎是换了个人。
他一回老家就变勤快了，这是我的第一观感。连带着他的弟弟们回到老家以后，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打扫院子，冲洗地面，拔草修树。好像这么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使命感的一样。但是，这使命感很明显没有落到我的头上，我始终把老家这房子当做旅程的一个落脚驿站，从来不会把它当做梦中的家园。
可能是因为过早离开了故乡，与在这里成长到十八岁的我爹那一辈人来说。乡土对于我，始终是梦幻，但对于他们，却始终是坚实的实体。
我爹时常对我说，老了以后，他要回到家乡养老。对此，我嗤之以鼻，心想着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乡卫生所还能将就，假如问题大了，难道还要城里的救护车跋山涉水来接嘛？我对于农村的未来很不看好，时常与我爹辩驳，我跟他说：“等你们这一代人过去了，这村上还有人嘛？”
他的嗓门立马就吊起来：“谁说没有？你看那谁家不又盖了新房子？再说了，难道你们就不回来了嘛？”
我没好意思说我真的不想回来了。我爹则背着手，晃悠悠地走出院子，看着大门外他的杰作——一个新挖的鱼塘。大概是从宏村的格局得来的灵感，我爹觉得要建设美好的家乡，一定要吸收前人的经验，以及古人的智慧。风水，不知不觉地就从他的话里漏出来，而且，越来越多。
他把远处自家的耕地与门前别人家的地进行了置换，然后仿照宏村的南湖，挖了一个新池塘与原来的塘相连，组成了一个月牙状连塘，并且在中间修建了一座镂空栏杆的小桥，起先还准备在桥中间建一个凉亭的，因为花费太大而作罢。桥的那一头，有一个水泥平台，平台外面就是层层叠叠的农田。春天，那平台外是一望无际黄灿灿的油菜花，随后又变成绿油油跟地毯一样的水稻秧。
这个工程有些浩大，建设过程中吸引了不少四里八乡的人来参观。新塘挖得很深，为了堤坝上不长杂草，用六边形水泥块铺了面，整个池塘都修了栏杆，靠近水面的地方还有一个平台，方便村民洗衣服。
我对这个设计总体感觉是土得掉渣，既不实用，也不美观，更别说什么诗意了。于是便挑刺说塘埂的坡度太陡，水泥砌块也很滑，假如有人掉下去的话，几乎都扒不到岸。我给我爹建议说：“在水面附近的塘埂上插一圈钢筋，或者把实体水泥砌块换成空心的。”我爹不以为然，说：“谁会往里面跳？”
我的建议没有奏效，但后来村里有一条狗真的掉下去了，绕着塘刨了一圈都没找到能落脚的地方。我爹这才有所思考，让我买来了警示标语和救生圈，还砍了几根竹子插在了塘边。我接着吓唬他，说不管你采取了什么措施，假使真的有人掉下去淹死了，那责任人跑不了就是你。显然这次的吓唬对他没起什么作用，反而让他爆发了一个奇想，他想把整个村子外围的池塘都连接起来，形成山环水抱的阵势。
对此，他的说法是：“我们这庄子，自古以来也没出个什么人才，我得试试改改风水。”
所幸村主任打消了他的念头，说现在政策有变，基本农田不准挖塘。他才悻悻然作罢，但脑筋一转，又想让村里把庄子上的水泥路拓宽一下。村主任吐了吐舌头，一个劲地躲，说：“正在打报告，正在打报告！”
那条水泥路，是通往我家所在庄子上的唯一道路。早年间还是土路的时候，因为中间经过另外一个庄子，窄小的路在塘埂和小楼之间的缝隙中扭曲着，还要翻过了满是碎石的山岗。每次回老家开车都跟走川藏线一样，七扭八拐地躲过水坑，艰难挤过屋脚，途中碎石咬着轮胎，树枝蹭着车皮吱吱作响。
我家也算庄子里最早买车的那一户，但很长一段时间，汽车开不到家门口，只能停后山上面。为此，我爹少不了跟村里的干部龃龉，但是村里既没有钱，更不可能为了谁家的汽车去修路。后来，有车的家庭越来越多，包括农机的出入也都成了问题，为了解决交通不便，庄子的人自发地把土路延伸到了庄里面。但因为下山的道路一碰到雨雪天气就泥泞不堪，泥巴盖着石头油水光滑的，根本顶不了多大的事。
为此，我爹桌子一拍，大手一挥，豪言就喷出来了：“路，我自己修！”
为了能让修路名正言顺，我爹发动了庄子上的住户以及隔壁庄的村民集资修路。名义上是集资，其实每家每户只出了千儿八百的份子钱，凑在一起大约能覆盖百分之二三十的成本。但是，我爹要的就是齐心，而不是资金，剩下的钱他自己掏了出来。为了保证修路的质量，他也没有包给工程队，而是自己请了人，采购材料，设计路线，商量迁改，风风火火地就把连接两个庄子的近八里土路给硬化了。村民都很支持，有砍了自家树苗的，有缩了自己家围墙的，也有自发地掀着洋镐填坑翻土的。老人们每天端着饭碗，站在门口，看着工人们拨着石头加宽塘埂，挖去山跟裁掉弯道，一天一天地目睹自己门前原本坑洼的艰难小道，变成了平坦而厚实的幸福大路。
七八年过去了，这条路依然坚固牢靠，即无破损也无开裂，质量从表面看就区别于某些面子工程的低劣。等到国家真的拨下村村通公路的资金时，因为这条提前修成的路给村里节约了一大笔钱，我爹想着是不是能分出来一点，给庄上每户人家都通上硬化小路，但村里始终是没下文。
终于，在某一年正月初一，在大雪融化后的泥泞中，庄子里的村民穿着胶鞋拖着泥巴，按照风俗相互串门拜年的时候，我爹又下了一个决心，要给整个庄子的道路进行硬化，同时进行亮化。
这一出也是按照前几年集资修路的模式开展，每家每户掏一点钱意思意思，大头我爹出。即便如此，依然有个把村民不支持，许是吃了当年集资修路却没及时买车享受的亏。对此，我爹表示，可以理解。于是，他又操办起来，把整个庄子能看见土的地方都抹上了水泥，并置办了几十盏太阳能路灯，插在庄子间的小道旁。更有创举的是，他还特意采购两盏广场灯，布置在庄子的最高处。对此，他是这么解释的：“假如谁家要办个事，夜里也显得亮堂一点。”
于是，这两个跟电信铁塔一样的广场灯就在我们庄子上矗立起来，过年那几天把整个庄子照得就跟演唱会现场一样。而那两盏灯，就接在我家的电表上，开关在庄子小队长的家里。而那几户没有交钱的村民，也会惊讶地看着家门口已经铺就的水泥路面，不知如何揣度人心。
我有时思索我爹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想给自己的功劳立个碑，树在村头让后代们瞻仰瞻仰。我还偶尔调侃我爹说：“别看你做了这么多，人家不会记得你的好，只记得你有钱”之类的话，但我其实是知道的，他并不是图任何报答或感恩，他只是发自内心得想做些什么事情，以构建他心中完美的家园。
在我爹的精神家园里面，乡亲都是家人，乡土就是情怀，而祖宗和家族，则是一条重要的纽带。这根纽带让身处城市的我爹，永远与自己的家乡联结在一起。
每年清明冬至、腊月二十四，过年当天以及正月十五，我爹都会雷打不动地号召全部家人，按照本地风俗进行祭拜。起先我都搞不清这飘起的烟灰上面飘荡的到底是哪方神仙哪方祖宗，但后来，从我爹这些长辈们跪下磕头的背影里，我渐渐了解了他们寄予的信仰是什么。尤其是清明和冬至，那几乎都成了孩子辈们成长过程中的必修课。
早年我就默数过，要磕头的坟头有十几座，还东一处西一处，并且有固定的顺序。更要命的是，我爹信奉的理念是必须在中午12点之前完成，不管风雨有多大，草木有多深，烧纸的决心绝不动摇。某段时间里，这让我有些苦不堪言，因为在那时候的我看来，这些被称之为怀思或感恩的仪式，未免过于认真了。
但是我爹意志坚定，我甚至理解为乐此不疲。从那一天的早上开始，闪电雷霆的作风让他意气风发，率领着所有人从东跑到西，从一个坟头赶到另一个坟头。他会提前准备好所有的纸钱，车后面摆着十几个塑料袋，里面分门别类地放着各式各样的天地银行的金融产品。每到一处，先打扫干净摆冷盘，再点火烧纸，放完爆竹以后所有人依次磕头。在空当的闲余里，长辈们就墓碑后面的那些人的故事与关系进行一番探讨或感叹，等纸钱烧得差不多的时候，就转战下一处。
年复一年，这样的仪式成了我爹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无论身处何地，无论身上挂着千头万绪的事务，他都不会忘记。他总是跟河里的鲑鱼一样，永远惦记着上游产卵的时间和地方。他努力想让小辈们记住这些坟头的位置，记住里面埋着的人在整个家族中的位置，更想让我们知道这么做的意义。他时常说，这叫“根”。
对于根，我是没有什么念想的。所以，过去的几十年里，这样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的仪式，我强迫自己理解成是在找寻某种意义。我想可能再过几十年，我才能看真正明白这些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对于没有意识到根始终存在的我来说，永远找不到这其中的意义。
就如同我对于我爹醉心于修祠堂这件事也不太理解一样，他不但要把自己的根扎进土壤，还想着连接所有与血脉相关的其他人的根。为此，他反反复复来回城里与乡里，召开修谱会议，谋划祠堂的审批，最为重要的是，去寻找其他同样为根的联结而努力的人。而我，觉得祠堂最大的意义，就是能从陀螺一样转着辗转于不同坟头之间的状态下解脱出来。
从城里到老家的距离不多不少，正好一百公里。这一段路，我爹走了无数次，我也陪着他来来回无数次。好像每次一踏上返乡的路程，他就会忘记身上的缠人的事务，仿佛放飞了心灵那一般地享受。跟很多很多在外漂泊的人一样，他感受到了回家。而每次从老家回城，当汽车穿过他自己修的小路，转到村里的大路，再驶过高速公路的收费站的时候，现实中繁复的事务一下子就落回了脑袋里，仿佛是当年离家出门“搞副业”的延续。
我能看到我爹每次回到老家以后，虽然说话的方式依然是火光带闪电，但是明显会多一些温情。与老人们，同辈们谈起过往，谈起一些人一些事情，他是那么地投入，那么地向往。他好像很努力地在回忆，拼凑出他童年在这个山村里的画面。回味那些人，回想那些人发生的故事，以及自己在那个时代，那个地方许下的承诺，画出的梦想。
而这个时候的他，一定是很放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