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考古学术界不承认夏朝？

这事儿就有点邪门。

考古学越发展，不但夏没个着落，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反而由过去的清晰变成了现在的模糊。

太史公史记作为二十四史的开篇第一巨著，史料阅读者都默认：哪怕其中有主观偏颇的春秋笔法和政治正确导致的增添删减，基本主要事实起码是比较准确的。

但伴随考古中，秦代竹简越来越多完成了修复和破译，越来越佐证史记对秦代的记载具有不可信度。

不仅仅是秦代基层赋税执行中到底高不高，秦始皇他妈到底乱没乱搞男女关系，焚书坑儒到底是坑方士还是儒生，刘妈梦里身上盘没盘过龙，刘邦砍没砍过白蛇，等等这些本来就疑点重重的戏剧化内容大概率不真。

越发明显的旧文献瑕疵问题是太史公对秦代行政区划的记载大部分都疑似有偏差，乃至于史记中记载的秦代区划有可能是存在大片谬误的。

要知道刘邦可是个熬过了秦代的战国人，在公元前202年建的汉。史记记述内容截止于公元前122年，中间相距不过80年。

80年真的足够让很多作为活历史的当事人制造更多间接的历史痕迹和群体历史记忆。而公元前90年，53岁的司马迁完成了自己的史学作，身为史官系统世家出身的人，他不仅仅应该是看过秦代历史文献的读者，甚至必然是年轻时和无数老秦人、秦二代有过言辞交往的调查者。

为什么史记“荆轲刺秦王”的相关记载非常细节，史学家却普遍认定历史记叙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极高？

因为现场当事人之一的宫廷医官夏无且(同“具”)老爷子，健健康康活了百来岁，时不时就喜欢拿自己当年抄起药囊砸荆轲，参与救驾立功受赏的事迹，去和周围朋友弟兄吹牛逼。因为夏老先生对这段故事那是反复讲、专门讲，以至于亲友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中，公孙弘和董仲舒(这都到汉武帝时期了)耳朵听得快起茧子了，还震惊地发现这老头虽然爱吹，但并不是胡说八道，夏老爷子当年真的是个立过御前救驾之功的硬核狠人。以至于让不认识夏无且的司马迁，都通过公孙弘和董仲舒了解到了长寿的夏老爷子和他那段乐此不疲的青春回忆。这段小故事的可信力，在司马迁写刺客列传前的很长时间，早已经得到了众多大佬的公认和背书。

换到现在作类比，就是一个年轻时期和无数民国年出生的老人和新中国大佬交谈过的新中国历史学老院士，在2050年书写完人死前，始终都没搞明白民国重大事件和民国实际行政区划的对应关系，书里地点不是歪就是错。

存在这种情况，其中的荒唐和离谱，让人刚了解到后一时无从言语。

这可能是中国公元前文献历史领域里目前最不好研究，又最不得不解决的问题top3。如果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那么汉代以前中国信史的实际比例又要遭到削减。毕竟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四大项里，最不容易出错的就是地点，地点都歪到姥姥家了，其他内容的可靠性基本只会更低。举个例子，赤壁之战始终于几月几日，孙刘曹出兵出人几何，具体过程怎么打的都可能有争议，但是否发生在赤壁几乎是没有争议也没有争议价值的。

对于行政区划疑似大面积谬误的问题有两个模糊的主流合理解释。其一是，秦汉区划郡县有所区别，秦代士族阶层刀笔吏又习惯在办公时使用官方名，却在实际生活中沿用了战国时期的旧称呼，而战国时期时局动荡，行政划分不严谨，导致了百年内区划频改、一地多名、一名多写的问题十分严重。司马迁的时代必须对区划的战国名、秦名、汉名做一些困难到极其高频出错的识别。类似于现代中国人普遍还分不清福建省会是福州还是厦门，更多人在互联网时代连新中国曾经有过个平原省都不知道，信息渠道狭窄的太史公就更难做了。

其二是，部分后继史家（特别是扬雄、褚少孙等直接参与过补写今本史记的人）在修订史记的内容文本后，为了方便阅读中识别地点，有意识地将原文本秦代旧名修订为了对应时代更广为人知的别名。存世版本的今本史记中的地名实际上为多个时代名称的互相混杂版，既丢失了原文本貌，又导致了偏颇和歧异。属于缺乏保护原文、采用适当注释，而导致流传中的修订累积为内容失真。

但很显然两个解释只在自己的逻辑范围内负责合理自洽，没有可靠佐证，明显都是绕着箭头画靶心的猜想式解答。到底谁真谁假，又有多可信需要进一步发掘史料验证。严谨一点，甚至大概率得挖了秦始皇陵才能得到一个公认基本无争议的结论。

无论最终真相如何，伴随考古学的发展，物质史料最终替代文献史料都是不可扭转的大趋势。到时候不仅仅是夏的存在记录是否准确可能会有新结论，而且新结论大概率和传统儒家历史观点截然不同，甚至还会让后人大跌眼镜。

一月三日凌晨，特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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