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让你终身难忘的女同学？

高中时和我有过一次共伞之缘的女生。

某种层面上而言，我影响了她往后的人生轨迹，她改变了我对个体命运的看法。可惜人类的局限性就在于此，无人能在蝴蝶扇动翅膀的那一刻预见到龙卷风何时降临。

我们一起撑伞的那一天，俩人都还没正式入学。她不认识我，但我却已对她有所闻名。

当年我就读的那所高中学校，恰好是当地教育局首次实行新课程改革的重点试验高中之一。校方为此推出一套极具吸引力的专项新生优待政策，招揽了百来个升学分数远超该校录取分数线的学生，并计划将这批学生作为新课程改革的试验对象。说人话就是：招来当小白鼠的（笑）。

为了让小白鼠以及小白鼠的家长们对接下来长达三年的大型实验更有信心，新生入学前，校方还专门针对这批分数超高的学生们召开了一个宣传课改的会议，请了几位教育专家来介绍全新的教学模式，讲得天花乱坠，百利而无一害。

记得那天我是独自去参加的那场会议，听到后半段时已然想打呵欠。转头看了一圈，发现其他同学都在时不时地跟自己的父母交流意见，而我只能百无聊赖到开始观察会议室的装潢风格，默数场内有多少盏小射灯。

直到校方主持人说“接下来将请出某某某同学上来讲讲她个人对新课程改革的看法”，我的注意力才被重新拉回去。然后就看到听众席里有一位女生起身走了上去。

她穿着一套灰白色短款运动服，手臂和小腿都裸露在外，皮肤明显比周围人白出几个度，顶着一头自然卷的短发，印象最深的是她还穿着一双凉鞋，粉色的，与她整体的中性气质背道而驰。

我的视线落到她脚上时，没忍住无声地笑了一下。刚笑完就看见她背后的投影屏幕上出现了她的个人简介：姓甚名谁，某城某县人，某某中学毕业的，参加过某某某竞赛，得过某某某某奖项，升学考试各科成绩多少与多少，总分又是多少。

看到她总分的时候，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校方要请她作为学生代表上去讲话了——她的升学成绩近乎满分，是这间高中这一届所录取的分数最高的新生，也可能是历届以来最高的。

她顶着最高分数的名头在台上配合校方念稿宣讲，高分光环使得她整个人熠熠生辉；而我的注意力又回到了她的粉色凉鞋上去，再看一眼还是感到极度违和。

真是无比吊诡。

即便是多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此情此景，我仍搞不明白为何我的关注点会在她的凉鞋上。也许是直觉跑在理智的前面，替我察觉到了某些潜伏在表象之下的规律。

总而言之，她的脚型蛮养眼的，肤色也很健康。当然我并非有什么恋足倾向，纯粹顺便观察欣赏。毕竟在我从小长大的环境里，极少能看见同龄人如此大方地露出脚部。

那天会议尾声，校长上去总结，说今后学校将有两种重点班模式，一是传统的重点实验班，二是新型的课改试验班。而我们这一批特殊培优新生会被全部划到课改实验班，中途如果实在无法适应，可以在下一学期申请换到传统重点班去。

散会后，外面明明天气晴朗，却忽然下起了太阳雨，又急又大又密又猛烈。

我是走路来的，带了遮阳伞，也是在座为数不多带了伞的人之一。没等我走到楼梯口，就有人来找我蹭伞。

开口的是一位中年阿姨，她旁边正站着那个头顶微卷短发、脚踩粉色凉鞋的“最高分”，俩人面相八分相似，一看就是母女。

我说可以一起撑，但我这伞只能遮两人；阿姨说那就麻烦你给她送到停车场，我先过去倒车出来。说完她就下楼了，然后顶着手包冲进雨里。我甚至注意到这位阿姨脚上也穿了一双粉色高跟鞋。

我撑开遮阳伞，对身旁的“最高分”笑道，你们是有什么急事么？为什么雨这么大你母亲也要急着回去？

她说，也没急事，我妈妈就是不喜欢浪费时间；我表示理解，我也有一位讨厌浪费一分一秒的父亲。

借着这个话头，我让她打开了话匣子。理论上来说我是一个随时随地都能与任何人交流的家伙，但实际上我与陌生人的交流通常会伴随个人目的。那天的目的就是她的粉色凉鞋。

我说，你的鞋子真好看，是和你母亲的亲子款么？

她“啊？”了一声，然后否认，说，不是亲子款，但确实是我妈妈给我买的，她说女孩子穿粉色好看。

我的疑惑得到了解答，笑了笑，把遮阳伞往她那边倾斜了一点。

那天送她去学校停车场的路上，短短十几分钟的路程，我们聊得非常密集，聊到后面，她越发神采飞扬，说话时手部各种动作不断，问我对新型课改班有什么看法；

我说我倒不太纠结何种教学模式，只关注校方给出的费用减免优待政策。

她显然被我的回答惊到了，没有立刻接话；我笑着补充道，我现在家里条件不好，碰上这个政策对我来说挺实在的。

她又沉默了。我只好转移话题，问她，期待开学吗？

她虽然没有直接回答，但期待之情简直从语气里满溢出来，她说就是有点紧张！我第一次住宿学校，终于不用被我妈妈管着了。她一直想让我考北大，但我更喜欢清华。

当日她如此直白的交浅言深，多少有些独属于书生的狂傲。不过，联想到她那近乎满分的升学成绩，一切又都很合理。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回她的那句话是：选自己喜欢的就好了。

把她送到露天停车场上车后，她们母女俩给我道谢，还说希望开学后她能跟我分到同一个班级。我想那只是顺口说的一句话，也没放在心上。

事实上，念高中时期我不想和任何人交朋友，连学习和高考都不是我的主要目的。

高中校园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可以短期寄居的小型牢笼，没有更多用场，胜在无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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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正式开学后，我选择了走读，这样就不用参加晚自习，偶尔天气不好还能理直气壮地迟到早退。

开学后的前两个礼拜，我都在安静耐心地观测学校环境以及班级成员。

我和“最高分”女生还真被分到了同一个班级，不过特优班（课改实验班）拢共也就四个，两个人被分到一起的概率本就蛮大。

但我们没有被分到同一个小组。当时一个班级分八个小组，六人一组，三人成一排，面对面而坐。她在第二组右排中间位，我在第五组左排末位，我们正好可以遥相对望。

她个性开朗，平时和周围人都有说有笑；学习时却又很专心，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容被人打扰。

她说话时真的很喜欢手舞足蹈，仿佛把她的双手按住她就不能说话了一样，让我联想到之前在国际中学的一些法国人同学。

她的言行举止以及文具物品都符合她中性的外形风格，唯独脚上的各种粉色凉鞋总让我感到非常违和，每看见一次我就觉得这世界好像有哪儿不太对劲。

她很喜欢在班上派发自己带来的零食，各种进口独立包装的，从第一组开始传，经常传到我这里就是最后一包了。这种情况的次数多了，她的用意就很好明白。大概是见我从不吃零食，且之前我提过一嘴我家庭条件不好，被她记下了。

我心里感激她这份关怀，但很遗憾，我从来都不吃零食不是因为当时拮据到完全吃不起的地步，而是因为从小就不吃，绝大多数零食在我眼里都是绝对的垃圾食品。所以我总是趁她不注意时，反手就把她派的零食给了对面的组员——一位酷爱吃各种零食的男生。

她积极参加班委竞选，班长/副班长/学习委员这三个职位她都报了名。其中班长这个职位竞争最为激烈，班主任甚至专门留出三天时间给各位竞选者们私下里拉票。

意外又合理的是，“最高分”女生根本没有去拉票，但最后依然凭着最高分的光环断层选上了学习委员一职。而我没有参加班委竞选，只是默默给她投了三票。

确定好班级干部之后，新生入学闹哄哄的场面才逐渐消停，慢慢有了点学习的氛围。但大家伙都挺迷茫的。

因为，所谓的课程改革，通俗来讲就是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从一味填鸭式的教学，转变成更加依赖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模式——学生自学，学生讲课，学生互助，学生总结。教师们更多是在负责解答学生的疑问，授课变成了非必要的形式。

听起来没多难，但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首先这种模式对长期接受传统教育的人来说太过颠覆，就连校方也担心会大获全败，所以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课改教师组，从各年级抽调出最顶尖的教师分配给小白鼠们，而那间学校本就是市内的重点高中之一。

可以说，当时我们四个特优班所配有的师资是全校乃至全市最顶尖水平的，相关配套设施和资源也独立于其他班级之外，课程表是自主设计的，连上下课时间都跟全校错开。

即便是各项资源都配到了最高的水准，大家也无法立刻跟上课改的方针。事实上，前面三两个礼拜大家都处于摸索前行中，半传统半改革的，大多数方案都没落实到位，老师与学生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到了第四个礼拜，校方大概的确害怕搞不下去了，决定来个摸底性月考，看看我们这段时间适应得如何，再根据情况调整方案。

不巧的是，可能当时各科教师的精神状态都被课程改革搞得不太稳定，所以出的各科考卷也都相当变态，对新生来说极度不友好。

于是三天的摸底考试结束后，轮到学生们精神状态不稳定了；等分数和排名出来后，整个课改试验项目师生们的精神状态都集体变得不稳定了。

当时测试结果有多拉胯呢？拿数学这一科来说，满分一百五十的数学考卷，四个班学生加起来能达到一百四十分以上的还不到十个。

据说校长听了之后都沉默了，连夜召开教师组紧急会议，调整课改方案。

而我所在的班级有三位数学一百四十分以上的同学，一位是底子一骑绝尘的“最高分”女生，另一位是文理偏科极其严重的某男生。

记得在复盘那张考卷的课堂上，“最高分”被数学老师请上讲台去分享她的解题思路。

那是我第一次见她上台去讲题，看得出来她在台上蛮紧张，但还是习惯性边说话边手舞足蹈的。

她的语速很快，思维跳跃，几乎不给听众任何反应的时间，自顾自地讲了一堆，没等听众反馈，又自顾自地下了讲台。整个过程透露出一种诡异的氛围，仿佛她与台下众人有着一层实质性的壁垒一样。

尽管好像没人听懂她上去讲了些什么，但鉴于她所取得的高分成绩，大家还是犹豫着鼓了掌。最后数学老师又上去亲自讲了一遍。

我侧身，跷腿，抱臂，转头，调整到了一个最适合观察他人的姿势，在第五组遥遥地看着第二组的“最高分”，见她下台后正在对组员们放松地笑着，如释重负一般。

那一刻我隐隐觉得，她下个学期应该会申请转到传统重点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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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底考试告一段落之后，不知迫于何方压力，校方竟然不退反进，决定将课改项目贯彻执行到底。

学校很快联合了当地媒体，计划举办一场教学改革的媒体宣传，重点环节就是安排一个课改班现场展示一下全新的学习模式。而具体抓哪个班级的哪个学科来展开这场学习表演，学校并没有提前通知。

一直到媒体来的前一天，我们班的历史老师才捧着八个小纸团进来，笑眯眯地说，明天我带你们上台表演！现在请各小组组长上来抓阄，抓到有字的两个小组今晚要额外准备一个观点辩论。

众人一头雾水，问为什么是我们班？又为什么是历史科？历史老师说，你们以为我想呢？我也是抓阄抓到的。

众人一片哀嚎，把各自的小组长推上去抓阄。结果抓到有字的两个小组正好是第二组和第五组。

我下意识地看向“最高分”女生，见她正在被她们的组员调侃着，说明天就看她的了；

我再环顾一圈我所在的小组，发现大家都把目光投在组长身上，我也默默朝组长投去眼神。组长则无语望天。

当时我们两个组的成分大概是这样的：第二小组四位女生两位男生，其中包括脾气急躁的班长（同时也是他们组长）、最高分的学委、人缘最好的文娱、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体委，另外两位暂时没表现出任何突出特点的背景板同学；

而我们第五小组四位男生两位女生，其中包括性格活泼的组长、嘴笨憨厚的数学课代表、生人勿近的语文课代表、爱吃零食的生物课代表，以及永远不在状态的某男生，还有总是游离在外的我本人。

这样的两个小组被推到众人面前去辩论某个观点，就发言意愿和辩论氛围来看，谁输谁赢一目了然。

我发自内心地替我们活泼的小组长感到头疼，并默默祈祷明天现场辩论她可以超常发挥、舌战群儒、带领我们大获全胜。当然这只是虚幻的祈祷。

备受瞩目的课改班公开课选在体育馆举行，来的人不算多，也就是校内高一高二的全体师生、其他几所高中来的教师组、教育局派来旁听的工作人员以及几队扛着摄像机的媒体人员，乌泱泱几千人，挤满了体育馆上下两层所有座位，没座位的就站着旁听。

校方把我们班八个小组的桌椅全部搬上了体育馆台上，按原样排列布局，四周都架着摄像机，还临时加装了几盏聚光灯，搞得像模像样，令班上同学们都紧张了起来，历史老师和班主任则一边紧张一边让我们别紧张。

主持人简短的开场白之后，历史公开课正式开始，场下观众安静下来，场上聚光灯投了下来。

我们都在前一晚自习过本课时的知识，每个小组负责讲解一部分知识，连提问环节都内定好了问题和答案。

这些都是提前演练过的，有人因为紧张结巴或者暂时忘词也没关系，拿着课本照本宣科也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观众们根本没见过所谓的课程改革是什么样子，大体流程走完，他们也挑不出太大毛病。

真正考验能力的是观点辩论环节。为了保证一定的真实性，历史老师没有让我们两个指定的小组提前演练具体流程，只给出了观点，让我们分正反两方提前搜集资料、准备论据。当然，不是正规的打辩论，只是大体借着这个形式来互动。

我们被分到了正方，第二小组被分到了反方。我们开头就把组长推出去，对面开头就是最爱表现自己的班长来迎战。

还好我们组长并不怯场，虽然我近距离能看到她手指狂抖，但她的语速语调还是流畅的，准备的材料也很丰富；对面班长的发言内容一般，胜在气势逼人，这也没办法，她有职位属性加成。

等她俩辩得差不多了，历史老师及时出来深入提问，引出第二轮辩论。对方小组派出“最高分”学委，那叫一个连珠带炮地高密度输出，但就是太快了，跟背稿子一样，以至于台上台下很多人都没听懂她讲了些什么；

这回我们还是把活泼的小组长推出去发言，数学课代表和生物学课代表贡献了他俩准备的论据材料。但对方也不缺贡献材料的组员，甚至比我们的更加丰富。

于是她俩各自拿着其他组员们的稿子，站在各自的座位处一来一回地辩。似乎没人察觉到双方都在念稿子，从辩论变成了纯粹比拼论据材料，陷入胶着。

直到对方小组那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体委站起来另辟蹊径地发表了一个观点，我方小组长一时之间无法应对，突然就沉默了。

而沉默一旦开始，在辩论中就意味着落于下风。

我给斜对面那位生人勿近的语文课代表组员使眼神，心想他好歹是个语文课代表，嘴皮子肯定有两下子。他倒是读懂了我的眼神，慢吞吞地站起来说了句“我反对”。

但他说完这一句就没有下文了。

那几秒的死寂简直教人头皮发麻。

我看见组长的耳朵已经红得宛如红烧了。

于是，回国后一向秉承着“藏锋”这一原则的我本人，在头皮发麻和锋芒毕露之间还是选择了后者。

没办法，小组荣誉也是荣誉。更何况我是真看不得我们活泼可爱的组长大人被对方压着打。便站起来常规性地反驳了回去。

在对面驳回期间，我让其他组员把手头的稿子都给我，快速过目了一遍，然后在进行下一轮反驳时，离开了我的座位，边发言边闲庭散步似地走到台前面向观众，把这场辩论变成我单方面的脱稿演讲。

我本来就擅长即兴演讲。也很清楚双方来来回回地念稿子无法快速分出高低，在座各位谁都能查得一手好资料，所以辩内容没意思，比姿态反而更快速。

事实证明我赌对了，场下氛围很快就被调动了起来，等我发言完毕，有人带头鼓掌，上下两层观众席都鼓了好一阵掌。

我侧转身去看身后的对手，他们整个小组正在交头接耳。而我的组员们个个如同老父亲般露出欣慰的笑容，只有组长小可爱在跟风鼓掌。

待掌声停下后，对方小组派出“最高分”来应对，我看着她放下稿子，看着她挪开椅子来到台前，看着她语速飞快地背了一段稿子，看着她忘词卡壳，看着她试图临时组织语言发挥，看着她发挥不理想开始脸红。

我本应该见好就收，圆场打个平手也未不可，毕竟是同班同学抬头不见低头见。

但当时我并没有那么做，反而仗着自己脱稿演讲的优势，半开玩笑地问她是否稿子没背完整，然后声色并茂一顿输出，无情地碾了回去。

记得那天她站在我旁边窘迫到无以复加的神态，原本比周围人白皙的皮肤变得通红，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脸上维持着尴尬的笑容听我发言。

记得在我发言完毕之后全场又响起了掌声，而她好像再也无法忍受一般在掌声中逃离了现场，不是回到小组座位，而是直接下台离开了体育馆。

记得那天是礼拜五，九月末晴天，除了她一个人的小插曲之外，我们课改班的公开课整体算很顺利，甚至还因为我最后的非常规操作而显得出彩。

我们小组赢了，得到了历史老师和班主任的一致表扬，所有人都开始注意到我这个从前总是游离在外的人物。

但我没有任何成就感，散场前望着第二小组右排中间空空如也的座位，只觉得自己失手捅了个惊天大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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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课展示结束之后，“最高分”女生请假了，请了足足三个礼拜的假。

等她再回来上课之际，课改试验项目已经走上了正轨，四个特优班都贯彻落实了具体方案，学生自主学习，学生上台讲课，学生相互帮助，学生定期总结。

而这种全新的学习模式也确实把一部分不适合自学的人筛选了出来，每个班都有十来位同学明确表示下学期就会申请转到传统重点班。可若要我来说的话，真正适合这种课改模式的学生每个班都不超过十个，大部分人其实是搞不明白自己适合什么的。

要知道，即便是中国资源最顶级的各大高校学府，也无法全面贯彻实施这种自主学习的模式，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本科挂科甚至被学校劝退的学生了。所以当年我所参加的那个课程改革项目，从高考和多数人层面来说，注定是要失败的。

可惜“最高分”女生并不这么认为。

她请假回来后，积极参加每节课的知识讲解，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她上台去讲课。但还是没人能听懂她在讲什么，通常是她讲完了，下面各位同学还处于一头雾水的状态。

久而久之，各科老师开始委婉给她提建议。但她似乎实在经不起批评，每到老师点评环节，她就脸红了。这让我想起那天在体育馆她落荒而逃的模样，难免又心生愧疚。

她不再派发零食了。课间我常常单手托腮去看她所在的方位，有时候能和她对上眼神，但她会第一时间移开视线。

我想过是否有必要向她道歉，把话谈开，冰释前嫌之类的。想着想着又觉得没必要，伤害她的本不是我，而是这个不适合她的学习模式。

倘若在学校辩论台上输给我都能让她无地自容，那以后她见到更大的天地、碰到更毫不留情压着她打的角色，又该如何自处？

我们都只是遵循游戏规则的角色罢了。

学生时代还远远称不上所谓的成王败寇。真正残酷的现实还远未降临到我们头上。

辩论那回事我尚可以如此为自己宽心，说服自己不必过于自责。

但很快，迎来了第一次全年级期中考试。

这次不是课改教师组独立出卷，考卷显得正常了许多，至少我们四个特优班考完之后没有出现精神状态不稳定之人。除了“最高分”女生。

据说考完当天她就哭了，她们整个寝室的女生都在安慰她。

第二天课间，我去校内便利店买了两瓶饮料放在她桌上，当然，是趁她去洗手间间隙并且无人注意的时候放过去的。我希望她心情能好点。

但是，等分数和排名出来之后，她又哭了。这回是当着全班人的面哭，看起来就是完全控制不住的那种崩溃的哭法。因为她没进年级前三十。

这对一个顶着最高分光环入学的天之骄子来说，或许的确不可忍受。

我问我身边的小组长，“最高分”有表示过下学期要转入传统重点班吗？

小组长说不知道，我和她也不熟，她很傲一个人，也就跟她组员玩得好。

我多了句嘴，说，其实她更适合传统重点班的，放在这里真的耽搁了。

小组长调侃我道，你俩梁子都结这么大了，还嫌不够啊？你要是跟她去说这话，得被她巴掌扇回来。

我下意识摸摸自己的脸颊，明明没被扇，为何就隐约感到一阵火辣辣的疼？

在那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敢去看她所在的座位。

因为第一次全年级期中考试的年级第一好死不死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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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下半学期，教师组见我们大体上都适应了课改模式，心知我们这批以超高分数被招收进来的学生其实潜力很大，于是各科老师都纷纷开始抛出各种大小竞赛邀请。

我为了拿点奖金缓解个人经济压力，前前后后也参加了不少竞赛。每次都能在候选名单上看见“最高分”女生的名字，但每次都没能在竞赛组中看见她。

她是一次又一次被刷下候选名单的人，我想。

“最高分”逐渐在众人眼里褪去了最高分的光环，而这不是一个伤仲永的故事能简单概括的残酷与现实。

下半学期是冬天，她没有再穿各种粉色凉鞋。换成了深红色小皮靴，有时候是黑色的，令我耳目一新。

高一第一学期临近尾声，班主任开始动员我们选文理科。

为了方便我自然是选理科，事实上班里大多数人都选了理科，全班最纠结的还数曾经的“最高分”，她文理都差不多，但她母亲希望她选文，她自己却更偏向于理科。

班主任知道这件事之后，让她回家和父母好好沟通。

那天又是礼拜五，下课后我没有立刻离开学校，留在教室看了会课本，结果走出校门时正好撞见“最高分”扛着一个包包走向一辆车。

那辆车我曾见过的，正是她母亲的车。

那天她原本穿着黑色小皮靴，上车前却从车尾箱拎出一双红色小皮靴换上。她母亲从车上下来，把她换下的那双黑色皮靴用力踢开，很没素质的暴躁模样，教人看得心惊。

等她们母女俩的车子离开原地，我才走过去观察那双被踢到路旁的黑色皮靴。很普通一双靴子，却承载着来自长辈的厌恶。

期末考试之前，“最高分”回来了。她听从家里意见选了文科。

我一边感到松了一口气，一边又深觉好可惜。

她不适合选文科应试教育。但我们错开能让我更为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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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一下学期文理分科开始，我们就不在同一个班级了。

偶尔听见她的相关传闻都比较悲伤，无非是些类似于伤仲永的落井下石言论。

说她心高气傲，说她讲题一塌糊涂，说她太把自己当回事儿，说她紧紧抓住最高分入学的名头不肯撒手。

话都很难听，但大概都属实。

后来校运会上我们偶然碰见，我笑着问她有没有考虑过转去传统重点班；她笑着回我说，你都没去，我为什么要去？

我惊觉恐慌，该如何阐明那一刻的不可思议？

我说，我有那么重要吗？你该多考虑你自己的前途。

她说，我考虑过了，总是输给你。

我忽然又明白了：她把我当作与她竞争监狱长的对手。

可我却是个从根本上无视监狱规则的人。

我并不知道多年以后她有没有如愿以偿成为某个圈子里的监狱长。

我只知道在她十六岁时，她被丢到了一个完全不适合她的教育模式里，对标上一个错误的竞争对手，苦恼又愤怒，脸红又挫败，痛苦又羞耻，无地自容，无法抬头。

而她所幻想那个对手却只想她过得更开心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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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过去了许多年，每当天空又下起太阳雨，我都会想起那天她在我耳边叽叽喳喳的话语，想起很多年前共同撑过伞的两个少年人，其中一个神采飞扬青春自信，另一个十年如一日地冷血旁观。

那些你无法改变的行为模式，就是你的命运。

蝴蝶效应无处不在，人人都是命运的囚徒。

虽然远远谈不上终身难忘，但看到这个问题的瞬间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位“最高分”。

有些当下平平无奇的人事物，历经岁月洗礼就会变得越来越深刻。

我们不是无法忘却前尘，我们只是需要多一点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