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如何评价金丹道起义领袖杨悦春？

有头脑，有韬略，打碎了游牧民族天生狼性的谎言，是一个被低估的民族英雄。

金丹道起义的性质，是华夏民族不堪忍受外族敲骨吸髓式的极致迫害，于绝望中爆发出的一次决绝的、誓死不妥协的反抗斗争。尽管其存在一些时代局限性，起义过程亦存在伤及无辜的现象，但客观上它沉重打击了蒙古反动王公势力，向北极大拓展了汉人的生存空间。在反抗过程中，得益于事先周密精妙的耕耘筹划，加之敌人的意外拉胯，一度取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成绩。从而为这场原本悲壮的反抗蒙上了一层戏剧化的色彩。

时间回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内蒙，彼时受封于蒙东（内蒙古东部、热河北部一带）的蒙古王公达克沁极端仇视当地的汉族百姓。他将山林视为蒙人的私产，禁止汉人砍柴做饭，并且派遣由蒙古家丁组成的巡山队巡逻，上山砍柴的汉族百姓一旦被抓获，不仅柴禾以及绳子、镰刀等工具会被没收，“情节严重者”还要遭受极为残酷的私刑：“如以碗口粗小树砍去枝梢，削其顶为尖，将犯山人衣服尽脱，并将小树弯在地以索尖插入肛门，陡一松手将人撅在半空，旋即落地，摔得脑浆崩裂。”

1891年，热河地区爆发了水灾，粮食减产，以种地为生的百姓生活日益困苦，被禁止砍柴的汉人贫苦百姓只能去牧区割牧草来维持生存。然而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达克沁不但不体恤灾民，反而将敲骨吸髓的民族压迫推进到了新高峰。他不仅禁止砍柴，还禁止汉人流民割牧草自救，偷割牧草的汉人百姓一旦被捕，达克沁就会命令属下“夺其绳担，并施毒打辱骂。严重者还会：“捕到府中严押，苛以私割牧场罪名，动辄打杀，尸首置于野。”

与达克沁一样，他的家人对待汉人百姓也极为残酷。达克沁的儿子四喇嘛：“动辄勒增汉民租价，侵夺人家生产”，致使百余里中无人不怨”；达克沁的福晋（妻子）外出时：“勒令开道，其有乡间愚鲁农人，回避稍迟者，无论妇女老幼，鞭笞立至，几至酿成巨变。”

正所谓上行下效，有这样的主子，那些蒙古家仆和领民自然不遑多让。他们：“有跋扈者，自恃身高，时复出而相扰。纠合三五， 持刀骑马，闯入汉族人家，索要酒肉钱财，笞打妇男，抢掠牲畜，尽而后已。”

面对这种全方位、敲骨吸髓式的民族压迫，“达克沁欲调蒙兵杀汉腾地”的传言开始在汉人百姓中不胫而走广为流传。可以说此时的内蒙已经变成了一个危险的火药桶，各阶层汉人百姓除了团结一致奋起反抗外，已无其它活路可走。

在这种绝望的氛围中，活跃于内蒙东部地区的秘密道教结社组织金丹道登上了历史舞台。

金丹道主要流行于朝阳县、建昌县、敖汉旗一带，信徒以迁移到关外的汉人为主，其首领便是杨悦春。金丹道平日里号召信徒吃斋行善， 不食烟酒，也施行医术，看病救人，在当地颇得人心。不过金丹道之所以受拥戴，主要还是因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原因：大概是受汉人的评书、戏曲等文艺作品的影响，当地蒙古精英对留着华夏发髻、青衣铁剑的道士素来敬畏，认为他们“通鬼神，善变化，迅疾如风，尤不可招惹”。这种说法经过金丹道巧妙的润色和渲染，流传到下层蒙古人耳中时就逐渐变成蒙古版的乡野怪谈，蒙古牧民相信道士装扮的汉人是汉人中的巫师，拥有刀枪不入、呼风唤雨的力量。因此非常惧怕，路上遇到都会绕道而走。受此影响，当时内蒙古东南部很多汉族移民都加入了金丹道，为的就是抱团取暖，借助组织的震慑力与蒙古人抗争。于是乎逐渐的，金丹道就成了汉人在当地的利益代言者。

也许是随着汉人“巫师”的数量越来越多，蒙古社会人心惶惶，让达克沁也感受到了威胁。总之从1891年初开始，达克沁积极调集蒙古兵，加强贝子府及周边的兵力。

然而事机不密，贝子府增兵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整个蒙东。此时双方长期积攒的矛盾已经达到了临界点，达克沁的举措无疑相当于让“杀汉民腾地”的传言得到了实质印证。一时间积压在汉人心中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得知贝子府正在增兵的消息后，杨悦春深知事态严峻，此时必须先下手为强立即发动起义，不能给蒙人准备充分的时间和机会。一旦对方率先发难，则攻守之势易形，后果难料。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尽管杨悦春存在很多时代局限性，但他仍然不失为一个有韬略的组织者。他知道想要起义成功，必须先对手一步聚集起力量。因此至少在两年前，金丹道徒便向朝阳、建昌、平泉、赤峰、锦州、义州、宽城子等地进行游说联络活动，建立了广泛而严密的基层组织。

光绪十七年十月初十（1891年10.10），在万事俱备后，杨悦春正式发动了起义。金丹道众打着“替天行道，扫胡灭清”的口号揭竿而起。周边饱受压迫的汉人群众一呼百应，纷纷加入其中。

十月初十夜，起义军向首恶——达克沁的贝子府发起了全面攻击。由于达克沁提前做了准备，因此起义军的突袭遭遇到了府中蒙古兵的激烈抵抗。双方激战了两个时辰，起义军依然未能攻下贝子府。

恰在此时，起义军运送火药的车子，被府中的蒙古兵击中后爆炸，数名起义军士兵被炸起后落入贝子府中。

蒙古兵见状大惊失色，以为起义军使用了“妖术”作战。原来汉人的评书，戏曲等文艺作品在这些平素提笼架鸟的蒙古护卫中很有市场。而这些作品中又不乏各种道家施法的桥段。伴随法术施展的往往都是一声巨响、一阵青烟。刚好金丹道本来就是道家打扮。这些蒙古兵见状脑海里马上联想到评书里无数次提到的腾云驾雾的法术，于是“皆惊慌失措，枪不能放，均委而弃之，各逃生命”，守备迅速崩溃。很快贝子府被起义军攻陷。

义愤满腔的起义军望着这个被自己踩在脚下的、曾经压迫自己的核心，心中愤恨更甚，他们在贝子府中大肆泄愤，除了达克沁三儿子和长孙侥幸逃脱之外，达克沁及家人二十三口连同跟随达克沁作恶多端的属民及家仆合计一千余人都被杀掉，达克沁的祖坟也被捣毁。

攻占贝子府后，金丹道起义军将其更名为“开国府”，并推举杨悦春为“总大教师”，李国珍为“扫北武圣人”。王增被封为右丞相。其他各首领依次被封为王、侯、军师、元帅、副帅、先锋等，并立即开始了扩大战果的军事行动：

“派令王增、王福等招集四五千人到东路土默特旗一带沿途来找蒙古营子抄杀。李青山等到西路平泉州、喀喇沁等旗一带抄杀，北路王增告知冯善政，转嘱李国珍带领七八千人往北路扎萨王旗、奈曼王旗、海林王旗一带抄杀，南路由平南王徐立等率领，攻打朝阳。”

金丹道打出“替天行道、扫胡灭清”的旗号，共兵分四路，以“从此不受蒙古欺侮”为宣传口号，号召各地与蒙古居民有矛盾的汉族居民们“行动起来”，很快便聚拢了大批人众。起义军势如破竹。不久，敖汉旗、翁牛特右旗、土默特左旗、奈曼旗等旗的衙署纷纷沦陷，附设庙宇、房屋、财物、档案尽数烧毁，甚至连敖汉郡王达木林达尔达克的祖坟都被暴动军捣毁了。起义的浪潮仅仅数日内就席卷了内蒙古东南部，辽宁、吉林、河北三省部分地区在内的广大区域。

据史料记载，起义军“头裹红巾，手持器械，只呼杀！杀！凡遇蒙古，无得免者。每杀一人还口呼，尔等尚吃租乎？尚施威乎？”

那一年，惊恐的蒙人奔走相告：汉人发怒了，他们施法术到处杀蒙人，我们没有法术……

这种传言越传越广，越传越凶，蒙人纷纷举家带口向北逃窜，范围几乎涵盖整个内蒙。对于蒙古人来说，这已经不再是种族冲突，而是现实版的魔族入侵。

根据时人回忆，蒙古人对金丹道徒会法术的说法深信不疑：

“传有善火术者，口诵真言，枪刀不入，放火公鸡，口吐火球，不燃自焚。”

经过蒙古人的脑补，差不多是这样：

除了火属性法术，还有毒属性。

“传有通邪术者，毒淬其身，面青绿，善喷云吐雾，中者立死。”

经过蒙人的脑补，大概是这种形象

于是结果毫不令人意外，在毒火双修、恐怖如斯的金丹道面前，成千上万的蒙人跪受刀刃（被刀杀起码比被烧死、毒死要好），鲜有人敢站出反抗：

“适有蒙古未及逃出者，三五十成群，以为潜逃之计，路遇三五贼党（金丹道徒），皆不敢还手，匍匐哀告，终不见恕，引颈受刃，不敢少移也”。

站在人类良知的角度，这种滥杀无辜显然是悲剧，不应被肯定。但从文明的角度去看，“勇武的”游牧民族面对“废拉的”农耕民族时，竟比待宰的猪羊还要怯懦猥琐。不知道某位秉持“游牧勇武高贵，农耕废拉猥琐”观点的小说家，敢不敢面对这段真实的历史，以及那句立足于真实历史有感而发的名言：

“戎狄人面兽心，强则卑伏，弱则盗寇。”
————唐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