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年不搞计划生育，中国现在会是怎样的光景?

国际上公认以总和生育率2.1为合适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所谓总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即平均每对夫妇大约需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让出生和死亡趋于均衡，低于1.5的生育率被称为“很低生育率”，一旦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并持续一段时间，就有可能跌入“低生育率陷阱”。

在新中国建国初期，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经处于很高的水平。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实行了积极的计划生育方针，使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自1965年起逐年下降，从1965年的6.38下降到1978年的2.94，大幅度接近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按此趋势，一个可控而有利的人口状态完全可以期待。

但是，在毛泽东逝世后，在媒体大呼“人口压力”，盛传“错批一人（指马寅初的“人口论”），多生三亿”的舆论下，从1979年开始，全国不分城乡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在这种过于极端的政策下，中国的人口情况走向反面，出现了新的危机。

在《知乎》上，一位署名“成吉思汗”的知友转载了李光满的文章，题为“如果无法阻止和化解这场危机，中国将不战而败！”文中尖锐地指出：

——当前，中国正面临一场重大危机，如果不能阻止和化解这场危机，中国将在全球竞争中不战而败。如此说并非耸人听闻，而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以阻止和化解这一危机的发生及影响。这场重大危机就是人口负增长危机。
——我们且看下面这组数据：近几年中国人口变动情况：2018年净增人口530万人，2019年净增人口467万人，2020年净增人口204万人，2021年净增人口48万人，2022年净减少人口85万人，2023年净减少人口208万人。

——这一组数据清晰地告诉我们，我国人口正在形成净减少的趋势，我们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出现负数。
——再看2021年以来这组数据：2021年新生儿数量1062万，出生率7.52‰，2022年新生儿数量956万人，出生率为6.77‰，2023年的新生儿数量为902万人，创下1949年以来最低纪录，出生率为6.39‰。2024年上半年新生儿数量只有433万人，全年可能低于900万人。与1963年的近3000万峰值相比，减少了整整2000万。

——所有数据都表明，我国在人口方面面临的严峻形势，一方面是严重的低生育率，即陷入严重的“低生育陷阱”，年轻人变少了。另一方面是陷入严重的中重度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变多了。

实际上，在刚刚开始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时，就有学者（如梁中堂，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指出，按此政策测算，“必然迅速导致我国人口老化。” “60年代到70年代大约十年的人口占据我国总人口的比例特别大，这部分人在当时正开始进入婚育年龄，实施‘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对象和主体正是他们。如果实行二三十年的‘一胎化’，当他们陆续进人到60岁的时候就是人口统计上人口老化上升最快的时期。届时必然出现劳动力供应紧张、兵源不足、家庭结构四二一等等现象。总之，极为严厉的生育政策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特别重要的是，我国还是一个以农为主的国家，农业生产处于个体劳动阶段，农村社会化程度相当低，只许农民家庭生一个孩子无论对于个人或者国家来说都不是一个好事情。”可惜，他的意见未获得采纳。结果，我国在1991年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更替水平的2.1，之后持续的几十年，一直使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到2020年的人口普查时得到总和生育率仅为1.3，低于国际公认的“高度敏感警戒线”。

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不同的结果，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指导思想上的差异。

第一，毛泽东赞成计划生育，是以一种积极的方针使人口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同物质的生产协调起来。与那种用消极悲观的态度看待人口增长，纯粹把人口当成包袱，甚至宣扬“多生一个就必然多一份负担，少生一个则多一份胜利”的观点不同，毛泽东主张人口的发展要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有时候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对于人口稠密的地方，要少生一些，在人口过少的地区，则要多生一些；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要增加些才好”，有利于民族平等。在宣传计划生育的同时，毛泽东始终坚持“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而“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之所以要提倡和宣传计划生育，是因为人类对于自身的发展还处于“必然王国”，“还完全不自觉”，特别是在脱离旧社会还不久、文化程度普遍还不高的建国初期，人们还受到旧社会“多子多福”传统观念的束缚。放任自流，任其“在生育上完全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但毛泽东相信：“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第二，也是根本的一点，毛泽东始终把计划生育看作人民群众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事情，而不是把人民作为治理的对象而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他反复告诫政府工作人员：“我们应当根据人民的要求，作出适当的节制生育的措施。这个工作的推行，应当得到人民的自愿合作。”作为政府，要做的事，就是宣传教育，启发群众的自觉。他主张把计划生育的内容编成小册子，挨家送，把宣传教育工作做到千家万户。他还说：“我主张中学要上课，要教育怎么样生孩子，怎么样养孩子，怎么样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他相信，经过宣传教育，群众认识到计划生育对国家、对个人的好处，就会有自觉的要求。他说： “在许多人口稠密的城市和乡村，要求节制生育的人一天一天多起来了。”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要求有关部门为群众实行计划生育创造便利条件。他主张避孕药不收费，还说：“避孕药和避孕工具不要钱还不行，还要送货上门，不然，不好意思去拿。”真是到了体贴入微的程度了。

跟毛泽东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方针相反，在毛泽东身后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了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节育的做法。正如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前主任王伟在一次会上所严厉批评的，有的地方“用野蛮的办法，抄家、封门、砸锅、扒房子、毁坏庄稼、牵走牲畜，破坏群众的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甚至围村突击，拉人游街、变相监禁群众、株连亲属、乡邻等。”可以说，搞到了民怨沸腾的地步。相比一下，以前的计划生育工作，都是提倡性的。1973年担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的华国锋就明确说:“我们要多从宣传教育着手，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不要订一些条条框框限制，不要强迫命令。有的地方规定，不按计划生的不报户口，这不行。”

说到底，这是一个是否尊重人权的问题。梁中堂严肃地指出：“婚姻、生育之类的事情都属于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这是值得深思的。新中国的建立，让中国人民从此获得了婚姻的自由，也应该享有自主决定生育的权利。

（参见《知乎》“需要澄清的人口问题”）